古人讲，“修其心、治其身，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”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”“读书即是立德”，说的都是这个道理。传统文化中，读书、修身、立德，不仅是立身之本，更是从政之基。

　　《孟子》一书对中国文化史影响至深至著，尤其在独立人格的塑造、士人气节的培养上，恐无其他经典可与之相比。唐宋以来便有学者指出，“求观圣人之道，必自孟子始”，“孟氏醇乎其醇也”。“孟子有功于道，为万世师。”故作为中国人，都应该认真读读《孟子》。阅读《孟子》，与其他经典一样，都需要借助前人的注疏。关于《孟子》的注疏，可分为两种：一是古人所做，代表性的有东汉赵岐的《孟子章句》、南宋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、清代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等；二是今人所做，如杨伯峻的《孟子译注》、梁涛的《孟子解读》等。对于初学者而言，最好从今人的注疏入手，这主要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，经典本来就是常读常新的。另外，今人的注疏往往综合、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在写作方式上，又照顾到今人的阅读习惯，从其入手无疑是较为合适的。在今人的著作中，《孟子解读》一书是我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“经典解读”系列教材撰写的一本，我研究孟子十余年的心得，最后都汇集在该书中。我在港台、欧美访问，看到一些大学的哲学系、东亚系将其列为学生的教材、参考书，说明得到学界的一定认可，故不揣冒昧，“内举不避亲”，愿意将其推荐给读者。

　　《孟子》一书为孟子晚年与弟子万章等人编订，主要记录孟子游说诸侯及与时人、弟子的问答，体例上则有意模仿《论语》，往往根据某一主题对内容进行编排，但并不严格。故阅读《孟子》，除了逐字逐句的细读外，还有两条线索值得关注，一是时间线索，二是思想线索。《孟子》一书主要记载孟子的思想，但孟子的思想不是书斋中的沉思、玄想，而是在游说诸侯的实践中的宣教、主张，是对一个个具体现实问题的回应。孟子不是冥想的哲学家，而是充满济世情怀的行动者。故读《孟子》，就不能脱离历史，不能抽象地看待其思想，而应结合其生平活动，了解其言论、主张的具体情景，想见其精神气质、音容笑貌，这样才可以“知人论世”，真正读懂、理解孟子。

　　据潭贞默《孟子编年略》：“孟子四十以前，讲学设教；六十以后，归老著书。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。”大致反映了孟子的生平活动。孟子为邹国人，其游说诸侯应当是从邹穆公开始的。故学者认为，《梁惠王下》“邹与鲁鬨（争斗）”章是孟子早期游说诸侯的记录。据该章，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，邹国的长官被打死三十多人，而邹国的百姓却在一旁见死不救。这时孟子在邹国已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影响，于是穆公便向孟子请教。孟子认为不能以官吏代表国家，国家的主体是民众。百姓的冷漠，责任在官吏，邹国的官吏平时缺乏仁爱之心，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。解决民众的“爱国”问题要靠“行仁政”，执政者只有执政为民，造福于民，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。民本、仁政是贯穿孟子一生的核心思想，仔细考察则可以发现，这些思想都是孟子在应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。

　　孟子在邹国附近活动一段后，于是前往齐国。齐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国家，由于稷下学宫的设立，更是成为战国时期文化的中心。稷下学宫兴办于桓公田午之时，后大约经历了150年的历史，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学宫进行的。孟子一生曾两次来到齐国，荀子也曾在学宫“三为祭酒”，稷下学宫对古代文化贡献可谓大矣！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正值齐威王执政，可能由于当时孟子的影响还不够大，《孟子》书中未见其与齐威王的对话。不过，《告子》篇中所记载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则发生在这一时期，孟子的言论多有不合逻辑之处，是其思想还未成熟的表现。孟子在齐国未得到重视，无法施展抱负，于是前往宋国。孟子到宋国后，发现宋偃王身边多为奸佞小人，只有一位薛居州可称为善士，对宋偃王的仁政产生深深的忧虑。按照孟子的想法，“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”，仁政的动力在于君王的不忍人之心，而保证君主能够行仁政，就要在其身边安排大量的善士。孟子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规范权力的问题，但孟子一方面想规范、引导权力，另一方面可以凭借的力量又十分有限，在他那里，“仁政如何可能？”是一个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。

　　孟子在宋国活动未果，不过却遇到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滕文公，孟子言必称尧舜，给后来的滕文公留下深刻印象。不久滕定公去世，滕文公即位，于是派人将已回到邹国的孟子接到滕国，协助其推行仁政，一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，不少人闻风而至。不过，孟子虽然有机会得君行道，但滕只是一小国，要推行仁政于天下，仅靠其力量是不够的。这时孟子通过滕国的仁政实践已产生较大影响，于是率领弟子，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”，浩浩荡荡来到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，时年孟子五十余岁。

　　孟子一到魏国，便受到梁惠王的接见，《孟子》开篇第一章即记录了二人想见的情景：“王曰：‘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’孟子对曰：‘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’”由于涉及到义利之辨，一开始便话不投机。孟子第二次到齐国，时值齐宣王执政。《孟子》一书明确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达十余处之多。另外像著名的“知言养气”章，记录的也是这一时期的事。孟子初到齐国时，与宣王的关系尚可，二人的对话态度和缓、气氛融洽，如孟子以宣王对牛的不忍人之心，启发其推行仁政等。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很久，公元前315年（齐宣王5年），燕国因燕王哙让国而发生内乱，宣王询问孟子：是否应出兵攻取燕国？孟子从民本立场出发，主张“取之而燕民悦，则取之……取之而燕民不悦，则勿取”。不过孟子并不认为任何国家都有讨伐别国的权力，只有“天吏”也就是合法授权者才有资格征伐不道，救民于水火。但是齐国攻占燕国后，不仅不行仁政，反而“杀其父兄，系累其子弟，毁其宗庙，迁其重器”，完全违背了孟子的意愿，站在了燕国民众的对立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孟子决心离开齐国。孟子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坚定的自信退出政治舞台。孟子的自信并非某种精神自慰，而是来自这样一种信念：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历史的发展必将是以民心、民意的实现为目的，故政治必须符合人性，只有符合人性、维护人的尊严的政治，才是最有前途的政治。这就决定了王道必定战胜霸道、仁义必定战胜强权。人类政治最终必定回到仁政、王道上来，我的时代尚未到来，若到来，必定是仁政、王道的时代。

　　概括一下，孟子游历诸侯的经历大致为：在邹国游历（四十左右）——第一次到齐国（齐威王执政）——到宋国（宋偃王欲行仁政）——在滕国行仁政（滕文公行仁政）——到魏国（梁惠王执政）——第二次到齐国（齐宣王执政）——告老还家，著《孟子》。

　　孟子的思想较为丰富，有所谓三辩之学，即人禽之辩、义利之辩、王霸之辩。当代学者也有概括为仁义论、性善论、养气论、义利论、王霸论等。从思想史上看，孟子的贡献是继承了孔子的仁学，对其作进一步的发展。不过，由于《孟子》一书为记言体，其对某一主题的论述并不是完全集中在一起，而是分散在各章，形成“有实质体系，而无形式体系”的特点。这就要求我们阅读《孟子》时，要特别注意思想线索，在细读、通读《孟子》的基础上，根据某一思想主题将分散在各处的论述融会贯通、提炼概括。这方面学者的研究可供参考，故研读《孟子》的同时，阅读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，对理解孟子是十分有益的。

　　“浩然之气”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概念，而如何理解“浩然之气”也一直是孟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公孙丑问：“敢问夫子恶乎长？”曰：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“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”曰：“难言也。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；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，馁矣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矣。我故曰：‘告子未尝知义。’以其外之也。”

　　在孟子一派那里，其所谓气实际包含复杂的含义，它不仅指血气、情气，同时还指德气。他们不仅继承了孔子的“三戒”思想，主张“以志帅气”，同时还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，提出发自仁义之心的“浩然之气”，其修养方法也包括“持其志”与“养浩然之气”两个方面，而不同于荀子的“治气养心之术 ”，强调培养理智之心来克制血气，只有“以志帅气”一个方面。在孟子那里，由于还没有合适的概念对“浩然之气”做出概括与说明，以致孟子有“难言”之慨，到了孟子后学，则明确提出仁气、义气、礼气的概念，承认有德气的存在。而根据孟子后学的观点，我们才可以断定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”确实是发自仁义之心的德气，所以它“至大至刚”“塞于天地之间”，具有不同于血气、情气且能涵盖、融摄血气、情气的性质与功能，因而“养吾浩然之气”便成为孟子乃至以后中华民族有志之士培养崇高气节，树立坚定信念，挺立道德人格的重要方法，在历史上发生长期、深远的影响，而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”要结合其后学的“德气”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和理解。（作者梁涛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）